他以史的眼光來看印度佛教思想的發展與演化，這在中國佛教界可說是創舉，前無先例的。同時，印度古代民族不重視歷史觀，所以寫印度佛教思想史，在時空上發生、發展的種種現象，就得仔細而精嚴的探索、斟商。所幸是，導師對於印度佛教思想的銜接、流變與演化，莫不「如數家珍」。他認為凡與史有關的，都有其確定的時空性，儘管世諦流布的無常、無實，但是，凡因緣所生法，卻都不能抹殺其相對的實性，從相對的、確定的時空中，觀察佛法是怎樣的接引眾生，適應世學，也同樣的觀察世學是怎樣的與佛法相互接觸，交相影響。久之，由於法門中缺乏見行卓特之士，世法滲透得、模糊得改變了佛法宗趣，佛教現象便龐雜、錯亂得極其混濫、低俗而邪惡，直趣滅亡末途！正大深廣而純淨的佛法思想，實為維繫、持續、長養、壯健佛法慧命的活素與動力。導師盡平生之力著眼、著筆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從我的淺見看，乃是藉正思之力，積極而徹底的廓清、蕩絕邪思惡行。必須如此決毅，吾人才能永恆地記取痛切教訓，護持佛法，續佛慧命。
導師對印度佛教思想的勝解、深入，「全方位」的貫徹，以如此的學力、智思寫出來的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不但將一切佛法精微的法源義脈，一股腦兒明明的的說了出來，也將不了義的法義，以雅正的筆調，予以適切批判，只是對那些荒誕、邪僻、穢惡的劣行，就加以嚴斥痛呵。他是將緣起──幻有與真實──性空等觀等學的。有為的緣起事相廣泛複雜，也普遍得無所不在，見得洞豁，說得透闢，寫得契入，談何容易！畢竟，他是深入緣起、直見性空的智者，從出世的空的正觀中，了無偏見地從無常、無我的法印中曠觀、精慮、正抉的一切，汰存與取捨的，均足以作吾人及後代借鑑。所以，我們讀了或研究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知道印度佛法之所以興及所以亡，從佛法興起的源頭注力領會、體悟而奉持；從佛教衰滅的末途，誓志振刷、驚奮而撇脫，這些，都是我們當前亟應荷練的骨概與天職。
他以緣與空的知見寫成的《印度佛教（學）思想史》，從因緣的線索、脈絡中，將各個論題釐清得條貫井然。從性空的眼光與心量中，將各種論題的正負兩面，都敘列、擇別得周詳公平，取捨得不存絲毫愛惡情見，真可說做到了史家的特性──正直不阿，安危不計。憑這麼種史（家品）概、史識、史量寫出來的，當然沒什麼泛浮、繁褥之辭，也必然是不遺一法，不著一法。因此，他對根本佛法、初期大乘佛法、後期的虛妄唯識、真常唯心，乃至秘密大乘，他都細心、虛心研究，都重視其適時、適地、適機的攝化價值；講說或寫作時，也各各加以讚敬、勤學。因此，他一貫地倡踐「立本於根本佛法之淳樸，宏闡中期佛教（指初期大乘）之行解（梵化之機應慎）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，庶足以復興而暢佛之本懷也歟！」由此足證他的確具有一法不遺、一法不著的心量與眼光。但是，我們務要注意「梵化之機應慎」的那一句！因為這是他從根本聖教中掘發而體肯的卓絕正見，也是他生死以之的正行所在。他在「法毘奈耶」的閱究、體思中，就同親炙釋尊般的沐坐春風，感受到釋尊難以言喻的親切、平實；如此般的親切平實，他觀摩得極落實，效範得極透裡，三業也就自然的「法毘奈耶」化了。修究的根本宗趣、目的：「法律」作為身心的導照，身心成為「法律」的現行，這麼習應而交融一致，成為生活、生命、生死襯底帶頭的光與力，行與願，則成為永不敗壞的「法器」。言行上表現或存持的，則沒有什麼不著實際的理想，處處從事相上印證佛法，時時從事實上體念（體貼、體諒）眾生。他所說的「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」，大抵就這麼踏實起步的。這是從佛法核心上步步出發，也是從眾生惑業上念念關注。我們不要忘記：釋尊與及門弟子風雨無間地托缽行化，就是從這樣的核心與惑業上實教實導，理解了它，也就聯想到「中期佛教之行解」，業已在世尊當時展開實際表現了，只是一般急求自了者，看得太冷靜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