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無量義經》稱釋尊「初說四諦，中說十二緣起，次說方等」，這是「根本佛法」及「大乘佛法」等次第傳佈的實況，「由渾而劃」，「由微而著」，世出世法的開展與演變，莫不如此。天臺家判「藏教」通大，體會到佛法的次第與一貫性；華嚴家判藏教為小教（約根機說也很正確），但是，高唱而獨尊「初頓華嚴」則顯然地與《無量義經》不合。近代的歐陽竟無稱「阿笈摩含一切經義」：「當知諸三乘，皆阿笈摩事。」「是故不熟瑜伽，不足談阿笈摩。然不治阿笈摩，又安足採討瑜伽，無小無大，何滿何分，理之所在，非古非今。」他的門人──呂澂精讀、精究阿笈摩及瑜伽，他稱其「又雜笈摩品第段文先後錯亂，更依瑜伽等而悉釐之，乃使數千年不見天日之阿笈摩成大王路。」他二位也體肯而握持根本佛法意趣，給予現代中國佛教之指向、對治相當明確。反觀唐宋後中國佛教，對本教顯得那麼冷漠、疏離，則深深感到忘本之虞。
導師對本教的法徹義闢與歐陽竟無等同樣的體入得精深而嚴正，他肯定本教對於神我，尤其對咒術、火供（「護摩」）及邪惡祭祀（殺生祭天求福）等，都採取極嚴格的呵斥、禁絕。同時，更揭示釋尊特有的見地：「自依止，法依止」，僧團在此種自尊自重的、澹寧而淨毅的相互修勉中，抱持、發揮著「假使有世間（眾生），正見增上者，雖歷百千生，終不墮地獄」，憑這般正見啟導著正思，由正思引發的正語、正業、正命，則必然的神佛不混，咒術等禁絕，本正源清的保持「佛法一味」（雖分派而不失佛法本旨）。導師從本教中緊握、堅持釋尊的見地和精神，所以，他一方面肯定《雜含》中的修多羅為第一義悉檀，倡導《阿含》為一切佛法的淵源；一方面從《阿含》的正思中，比對當今中國佛教錯亂混沌的現象，認定是：由於思想滑脫佛法正軌所致。正聞、正見與正思，在他的修究中看得無比重要！因此，他下定決心，致力治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與印度佛教思想有關的著作；如西藏學者多氏的《印度佛教史》，日本學者木村泰賢、高楠順次郎的《印度哲學宗教史》，中國學者呂澂的《印度佛學思想概論》等，他都一一參考過。現在本人只從他發心治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的動機說，他在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自序中最後一段：「我對印度佛教的論究，想理解佛法與方便，而縮短佛法與現實佛教間的距離。」他把「佛法」與「佛教」分開來看，佛法是釋尊所體證的「正法」，佛教是經過時空、人事、地域等等發展、演化出的種種複雜現象。演化，乃是一般人類思想和業行的自然傾向，如果缺乏高尚的正見與淨思作導提與指向，演化歷程中則必然每下愈況。從佛教現象每下愈況的演化中，深察而遍知其來龍去脈，非具正知卓見者莫辦。導師的智見，真箇是「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，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」，他從這麼深厚的善根中，積藏了無量無盡的智力、慧光，今生從精勤奮發中正聞、深思而淨修，所以一接觸、探究「中觀系」、「瑜伽行系」及根本佛法的「法毗奈耶」，對最高層次理論的體悟、肯決，對極深義諦的透視、倡闡，都能次第而完整的不躐不差，切真契應。憑這番功候，見到近代、現代的佛教諸般現象，當下必然察覺到離佛法太遠了。在他看，這完全是「思想」脫軌或背馳，就這樣引起、激發了他寫作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的動機；也就這樣，想縮短佛法與現實佛教間的距離，如此的苦衷深慮，我想，惟有如此，才能將被掩蓋的釋尊慧命，洗煉得清清楚楚，呈現於吾人之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