釋尊的生活態度,特重中道行——不苦不樂,樂行、苦行,他都表示反對。樂行,是耽著於塵染,這是婆羅門教衰落的主因。苦行,是厭棄於塵染,這是耆那教興起的主因。苦行者反對「欲樂」,在奢糜驕逸的風習下,確能起點遏抑作用,但肯定它為解脫之因,是非常愚昧的。

釋尊出世前後,苦行風靡了全印,當時,尼乾若提子的信徒,固然都是苦行者,即婆羅門中也有不少人轉向了苦行。婆羅門的生活是建築在「層層奉事」上的,在尊榮侈縱中過久了,腐化也就太深了,當然會激起另一反對者出現——苦行。後起宗教對固有宗教大都是採取否定態度,固有宗教太俗濫了,後起宗教就會力倡「返樸」。在素樸的宗教生活中,對於物欲總是克制而蔑視的,這樣,就自然底變成苦行了。

就宗教發展過程上說,信徒能實踐苦行,只要苦得有意義,不極端的弄壞身體,宗教精神總能持續下去。宗教徒在苦行的實踐下,不管他的旨趣是怎樣,有一點確是事實;生活決不會腐化。相反的,宗教徒的苦行鬆懈了,生活決定會腐化起來。苦行,本不是個壞名詞,但看苦行者是行的「有益苦行」,還是行的「無義苦行」;「有益苦行」佛法也重視的,「無義苦行」就要呵棄了。

大小經論中,都提到上面所說的兩種苦行,現在為了敘述方便起見,先從「無義苦行」說起。

一、無義苦行

苦行者肯定樂行者的一切,都是罪惡而墮落的,苦行,才是拔除罪惡而超出墮落的「正行」。對苦的信念與期望太強烈了,就會刻苦得連生命也不顧的,「苦行尼犍子三罰:身罰、口罰、意罰」《中阿含》卷三二。三罰中,特別側重於身罰,像「拔髮、塗灰、投崖」等,都是極重的身罰。尼犍肯定身是造作一切惡業的工具,從苦行中斲喪而結束了它,惡業就會減輕或消除。對身過於嚴酷的「自虐」,根本不合理智。以苦克制身心的欲求、衝動,對個人的品格、情操不無「裨益」,把它看作得未來樂,得解脫樂就錯了。

在「有所得」中行「第一苦行」,意念中本就含有世俗希冀,這依然是「後有」根株的滋潤,怎能離繫?況且一味在苦中熬煉,身心受到超度刺激,就不能從寧靜中觀照真理,這怎能悟道?從極苦中想消滅苦,不但不能解決苦,反使現未均墮於大苦中,在釋尊的慧眼看來,這才是真苦哩。因此他對於「無義苦行」,總是一直呵斥它,「如此之比,受無量苦,學煩熱行,…師子!然此苦行為下賤業,至苦至困,凡人所行,非是聖道」《中阿含》卷四。師子是毘舍離的大臣,尼乾的弟子,毘舍離是尼乾的化區,這一帶苦行風氣非常盛,苦行者的勢力也相當大。釋尊對師子大臣呵斥「苦行為下賤業,至苦至困」,是想使師子省悟苦行的過非,號召當時的人民改邪歸正。「或有(外道)沙門、梵志裸形無衣,或以手(遮掩下體)為衣,或以葉為衣,或以珠為衣」《中阿含》卷四五。苦行者儉苦得連衣裳也不著,這可能是針對現實奢糜而發的。在浪費腐化的風習下,倡導儉苦生活,這是有心人應有的表現。毫無羞愧地讓整個身體暴露看,這就嫌太原始了。

挨飢渴、受風霜、曝太陽等,是苦行者經常的生活。

「彼(伽羅樓尼乾子)有七苦行,長夜執持,何謂七?一、盡形壽不著衣裳;二、盡形壽不飲酒食肉,而不食飯及與麩麵;三、盡形壽不犯梵行;四、盡形壽毘舍羅有四石塔:東名憂園塔,南名象塔,西名多子塔,北名七聚塔,盡形壽不離四塔,為四苦行」《長阿含》卷十一。

「不飲酒」,「不犯梵行」,是一切出家者共持的戒,禁食米麥,是苦行外道的特殊作風。因為節制得太過了,他(伽羅樓尼乾子)後來一一都犯了。只知道以苦逼身,不能以正法觀心,表面上雖然壓制了生理衝動,內在未能真實淨化,染欲乘隙一鑽進來,心被它撩動了,強緣媚力再脅誘著,便亳無抗拒的被吸去了。苦身而不制心、淨心,非但不能斷除煩惱,就是比較強烈的塵染也難以克服。釋尊反對「無義苦行」者在此。

苦行者的「戒取」特多,在邪戒的奉行中,怪異的生活方式都出現了。「持牛戒、守狗戒、鹿戒、象戒、禿梟戒、裸形戒」《阿毘達磨發智論》卷一。苦行者厭棄正常生活,極力將物欲向下抑,從以苦克欲邊看有幾分對,因克欲而過著畜類般約生活,就太嫌騃了。一個民族太著重了苦行,耐受容忍的德行是可取的,但活潑勇健的精神卻特別差,就不易昂揚奮發了。

二、婆羅門教的苦行

從見解上批評苦行者,並無什麼高度價值;從生活上觀察苦行者,卻獲得了許多人崇敬。婆羅門一衰落了,苦行便風靡了全印,人們的信念泰半轉移到他們身上來了。靠著「層層奉事」過活的婆羅門,經濟的支待者少了,福樂生活遭到打擊,同時,看到苦行者太榮譽了,在亦妬亦羨的觀感下,他們也學習苦行了。本來,婆羅門教是看重苦行的,契經上說,最初的婆羅門都是出家的,在山林中度著木食草衣的生活,這是相當清苦的。他們因為抑不住「欲」的衝動,於是就奔下山來討世俗生活,釋尊斥之為「不禪婆羅門」。

就他們生活中的四階段看,第四階段是林居,這依然與最初的苦行相應。因此婆羅門實踐苦行,一面是受了苦行者的刺激,一面可說是重整家風。他們警覺到,惟有苦行始足以提高宗教情操而對抗耆那教,在這樣的激勉下,苦行就認真起來。「自餓居塚間,三浴誦三典」《雜阿含》卷九,婆羅門在絕食中誦習古典,不論風雨寒暑,每天都得洗三次浴,甚至凍到受不了也一樣。他們傳統的風習中,對水看得非常純潔、尊重,認為在恆河或孫陀羅江水中(舍衛國境內)時常洗濯,就可以脫盡「苦源」。這種象徵而迷妄的自我安慰,實在無甚意義。

婆羅門施設的「五法」中,第三是「熱行」,第四是「苦行」。「熱行」,大概是用火烤自己,這種苦是夠受的。婆羅門似乎想藉苦行抓住信眾的心,因此也就顧不到苦了。在經濟艱窘信眾動搖的逼人情勢下,也只有加緊苦行始能勉維「墜緒」。與釋尊同時的婆羅門,有許多已過著耕種生活了,這是經濟拮據的證明。壟斷祭祀及古典知識等的婆羅門,等到反祭祀的集團——耆那教出現了,古典知識被剎帝利學會了,他們的高貴性也就被降低了,生活當然成了問題。除了少數有特殊地位的婆羅門,其餘都在為生活而發愁,在衰落艱困的警迫下,不苦行也得苦行了。舍衛國的江側婆羅門,謂「沙門瞿曇食好粳米,種種餚饌,今我果蓏以自活命」《增一阿含》卷六。釋尊對物質生活的豐儉,悉聽信施主們發心,原則上總想減輕其經濟負擔。江側婆羅門看到他過著較好的生活,在表揚苦行中也帶著感慨哩!

耆那教徒是純粹的苦行者.婆羅門教徒的苦行多少帶點被動性,苦行精神到底比他們差。這些,在佛法看來,都應該揚棄。

三、中道能得心住

著於樂行便被情染毀滅了,偏於苦行便被自虐斲喪了,撇開苦樂二邊,過著不苦不樂的中道(八正道)生活,身心才會安定,所以說「中道能得心住」《中阿含》卷二二。「世尊告(鹿杖梵志)曰:夫餓死之人,欲生善處者,此事不然;生三惡趣者,可有此理」《增一阿含》卷二。在「行自餓法」中被餓死了,不一定得到好去處的,所以釋尊特別提警他們。苦行者最仇視這個身,而釋尊都不贊同,「佛言:迦葉!離服裸形者,以無數方便苦役此身,彼戒不具足,見不具足,不能勤修,亦不廣普」《長阿含》卷十六。從「戒」與「見」上指出他們的謬執,是想就觀點與方法上糾正他們。

苦行者以苦行作生梵天的條件,「四無量心」才是生梵天的基因,單靠苦行絕不成的,「裸形苦行,不得生梵天上」《增一阿含》卷三五。苦行者心中總想「有所得」,依世俗觀念說,「有所得」不一定壞,但想得好的結果,必須用正常方法;方法錯了,就會感到「非可愛果」。單以苦行為生天方法,顯然是錯誤的,「外道法定,行苦無所得」《智度論》卷二二。智慧是修行的主要法門,在慧觀中克斷了心欲,「苦源」才會枯竭的。因此「佛法惟以智慧為本,不以苦為先」《智度論》卷六八。從佛弟子生活上看,雖也帶點苦行,那是以此作克欲之緣,因為點苦行也沒有,便會趨向於樂行邊,所以菩薩道也有這一著。但絕不太重視它,(菩薩)「雖行頭陀,不貴是法,以是法是究竟(涅槃)道因緣少分,非究竟道」《智度論》卷七三。頭陀行的本身,多少含點苦行意義,這是與世俗生活別異的標幟。菩薩道是在苦行中開展的,藉此鍛鍊身心,淬礪氣節,軟暖驕逸的惡習才撇得開。但絕不承認它可以得道,「若受苦則便得道者,一切眾生悉應得道」《大涅槃經》卷四十。六道輪迴中的有情,無一彈指頃不在苦迫中,足見受苦絕不能得道。

四、功利觀念的勤修苦行

(尼犍)「為諸弟子說如是宿命之業,行苦行故,悉能吐之」《雜阿含》卷二一。尼犍把苦行當作善行,認為只要能修苦行,就是做善事,也就能消除惡業。以苦為善,是尼犍的根本錯誤。復次,尼犍子的勤修苦行,也含有充分的人情味,「當知昔我先師作不善行,今所以苦者,欲滅其罪,今雖露形有慚辱分,亦有消滅此事」《增一阿含》卷三五。這是釋尊早年遊「仙人窟」時。尼犍子對他所陳述的心情。「先師」造了惡業,徒眾想藉苦行來補贖,於是不借「舉手指日,曝體學道;或復有蹲而學道」《增阿含》卷同上。在幼稚的道德感中,確實是番苦心,但在「自作自受」的定律下,誰能代替得呢?

婆羅門的勤修苦行,充滿著功利觀念,「我等(梵志)持此苦行之法,使後(世)作大國王,或求釋、梵、四天王」《增一阿含》卷三五。他們苦行的意欲最明顯,想作帝釋,作(大)梵天王,作四天王,這些天在印度人心目中,都受到普遍的禮敬(佛教例外),他們想作這些天的王,真所謂「大欲存焉」。

五、提婆達多的罪惡苦行

苦行,在古代印度社會中受到上下一致的推崇。苦行者在堅決的情操下,表現出十足的挨苦精神,給人的印象相當好。

「是時(有)七尼乾子,復有七裸形人,復有七黑梵志,復有七裸形婆羅門,…波斯匿王說此等人,皆是少欲知足,無有家業,今此世間阿羅漢者,此(等)人最為上首。所以然者,於眾人中最為苦行,不貪利養」《增一阿含卷》三五。

波斯匿王對他們恭敬極了,因為他們「不貪利養」。苦行者只要物欲淡化了,不論他們內心是染是淨,就會得到人家信仰。信仰者增加了,力量就更大了,於是也就有人模仿他們的行為而圖謀不軌了。

「此摩竭、鴦伽二國人,皆信樂苦行,我等(提婆達多自稱)行此五法(一、不食鹽,二、不食酥乳,三、不食魚肉,若食善法不生,四、乞食,若受他請,善法不生,五、春夏八月日露坐,冬四月日住於草庵,若受人屋舍,善法不生),從者必多,定以破之」《五分律》卷二五。

這兩國中,摩竭(陀)的文化最發達,根本聖教中說它是「雜論」(各種思想)薈萃之所。就思想和作風上看,當時的外道眾都是反婆羅門的,其中反對最烈的是尼犍,而號召力亦以他為最大。提婆達多以神通蠱惑著摩竭陀的君臣,以苦行攝受遠近的信眾,一時造成了煊赫驚人的氣燄。他為著達到作(新)佛破僧的意欲,竟然摒棄釋尊的法律,而採用了苦行者的戒條,其心術與品格太惡劣了!據四分律說,提婆達多倡「五事是(出離)法」時,一次竟有五百個比丘「捉籌」(投贊成票),阿難極力反對,只有六十個長老比丘同情他。幸仗釋尊的威德,舍利子和目犍連的智慧神通,才把他們感悟過來。否則,「釋沙門團」真的會給他搞垮了的。

提婆達多本是為名利恭敬而出家的,作新佛的野心一起,寧可放棄利養,過著極苦的生活,而名譽欲、恭敬欲卻特別熾盛了。苦行者受到許多信眾的讚歎、禮拜,當時隨釋尊出家未久、信心未堅的比丘們,受到這樣的濡染,心中當然會動搖的。所以他一提出「五事是法」時,一下子就跟他走了。名聞比利養更能博得榮耀、慰藉、獎勵,就暫且減低利養而專求名聞。這是貪心的另一強烈表現。因苦行而求名聞、求恭敬、求徒眾,藉此擴張個人勢力,總想把自己捧上教主寶座,這種苦行太罪惡了!

六、有益苦行

「無義苦行」。說過了,現在再談「有益苦行」。順於佛法的苦行,確有克欲制驕的功效,要想強骨氣、學道法,不帶幾分苦行決不成的。在苦行中縱然使身體受點虧,但心的觀照力卻深刻了。因苦行而獲得三寶加被,弱昧的身心.就可轉為強明了。在實踐苦行的開始,一時也許得不到大益處,但至少不會放逸而腐化。

有情心中的舊病——貪愛,在貪愛的串習中,一切都是趨向於「樂」的企求,耽著樂而不能捨離它,就被許多問題纏裹著而下墮,但以苦制約著就不會了。在苦行中做得夠久、夠力,將來碰到苦事、苦境,看到苦的有情,才能從耐受中,代其解除諸苦。對於苦看得太嚴重的人,學道的緣分就太淺了。在苦的熬煉中革新而充實了自己,把福樂看空了,特別是自己應享的,亳無慳悋地迴向眾生,大行才從此開端。

「信心為種子,苦行為時雨,…,智慧為犁耙,慚愧心為轅」《雜阿含》卷四。苦行,是佛弟子鍛鍊情操的一種法門,所以最古老的聖教就特別注重它了。「苦行及梵行,是謂龍所行」《中阿含》卷二九。釋尊常以「龍」自況,「苦行」的得失他非常清楚,初出家時廣修的苦行,確是太艱勤了,身體雖然給弄虧損了,堅定的道心卻養成了。六年苦行對他是有益的,成為悟道的「增上緣」。剛從溫柔美滿的欲樂中衝出來,不肯立刻實修苦行,沒有不被染欲所誘而折回的。在極端苦行中安頓了那麼久,把許多染習都控制著,苦行在他看來,實是值得重視的一種「行門」。

「不可以樂求樂,由苦然後得道」《增一阿含》卷二三。「得道」絕少不了苦行,釋尊對這是肯定的,比丘們要想「悟入於法」,當然也少不了它。從苦的拶逼中提得住心,安得下身,驀直地向正道而疾進,塵欲才羈絆不了。法門中的真漢子,都是捨身捨心,而渾身渾心從苦中錘鍊出來的。在苦的歷練中更勇健、更精進、清淨、光明、莊嚴、空闊的聖心才陶鑄得成。不從苦學、苦思、苦行中求摧伏、求真實、求貫徹,決定會被促狹而雜染的事物埋葬了的!把自己的慧解看高了,不再從苦中發憤深鑽,法海中壯闊而洶湧無盡的波瀾就掀不起來了。

忍苦精神,是修學佛法持續佛種的要著,我們要報答佛恩,住持佛法,就得先要養成這種精神。「汝不為富貴,亦不失貧窮,但為求道故,出家應忍苦」《十誦律》卷十五。放棄家庭的一切而出家,就必須儘量「忍苦」,這是超俗學道的必經過程,通過了這過程,道與俗的分野才看得清。始能真的以道化俗而不動不變。佛法的心髓只有肯精苦的人才吸取得去。

釋尊早年倡導不苦不樂的中道行,後來比丘們漸漸多了,不能個個的實踐中道,於是他又想到苦行的重要了。在言談與生活中,他本身也多少傾向於苦行,對比丘們當然以苦相勵。「佛言:我從今聽阿蘭兒著糞掃衣頭陀比丘,若送食不送食,若布薩不布薩,隨意來至我所」《十誦律》卷五。對頭陀比丘特別給以例外方便,這不是鼓勵苦行嗎?比丘們對生死苦觀(察)得緊,對生活加以苦的節制,才會從苦脫苦。基於這個觀點,釋尊就格外稱揚苦行,「然少欲知足,著糞掃衣,我所讚歎」。《五分律》卷二一。素樸、真切,是根本佛教時代比丘們生活的特徵;支持而促成這特徵的是苦行。

釋尊最初度人出家,根本不注重儀式,只要厭離心切就行了。當時他的德望超過一切外道,所得的供養也比他們更優厚,因此困窘者或存心破法的外道們,都竄到「釋沙門團」中偷生而覬覦。此外,也有為羨慕釋沙門清淨、高尚而出家的,其動機雖不壞,但卻想過閒靜生活,僧團中這些人一多了,懈怠、複雜、紊亂便接踵而來。這,釋尊感到很嚴重,對出家受戒就不得不採取嚴格限制了。起初,只要有人肯出家,隨時隨地都可受戒的,現在絕不成了,對出家者固然先要慎重選擇,臨授戒時,也要「先說四依:依糞掃衣,依乞食,依樹下坐,依殘棄藥」《長阿含》卷十九。這四種中除了殘棄藥,其餘三種可說是「十二頭陀」行的縮影。頭陀行者,其實就是苦行者的別稱。授戒前對受戒者說明四依,這表示必得吃苦的勸勉,如果你覺得受不了,大可不必受戒,要受戒,就得從此甘願吃苦。把苦行透過了比丘們的日常生活,對那些為偷生、為覬覦、為求閒而想出家的人,實是一種有力的限制。這樣看,苦行確曾對僧團起過淘汰作用,我們應該重視它。

比丘們的愛著,大都是從衣服、房屋、床座、醫藥引起的,對這些沒有合理的嚴格限制,意欲便會擴展到一切塵染上去!信施們供奉比丘,固然成就了許多法身慧命,如果不能消受,刀山劍樹也夠挨哩(這句話請著力看、著力反省)!釋尊最關心供養者的經濟,他們在奔波勞碌中經營著,一碰到意外天災人禍,重則流離死亡,輕則財物損失,自吃自穿都顧不了,怎能供養呢?或者平時縱然自己肯得供養,受了家庭的諸多牽制,也只好有心無力了。況且,從極勉強中張羅來的供養也實在難受哩!釋尊除了關心供養者的經濟,也擔心比丘們的生活,在減輕供養而維持生活的原則下,這只有勸勉比丘們學苦行。我們必須理解到節省經濟是促成苦行的原因之一,而且非節省經濟不足以維繫信眾,非實踐苦行不足以安頓自己,如此,始不致蔑視苦行。憑供養過生活的比丘們,經濟無固定基礎,因此生活有時就成問題。對一般生活欲念物質享受降低了,到了供養不濟時,恬澹精神才保持得住。

「錢財難得,布施亦難」《大眾律》卷六,時常體念供養者的困難,妄求與貪得的心才會減輕。「諸婆羅門、居士,乾竭血肉,布施作福,若比丘(比丘尼)少取者善」《十誦律》卷七!在財施方面比丘總是取的多,供養者的心、境、物,歡喜、順遂、富裕的時候,總是儘量的施捨。這時,貪心一熾盛了,就招致了施者的偌大隱憂,也造成了受者的許多罪惡(我捫應儘力剿絕利用信眾幼稚而熱烈的宗教情緒)!釋尊對這些非常關注,所以叮嚀比丘們「少取者善」。苦行中減低了「物」的慳貪,才會做到「少取」。

七、比丘苦行護持正法

苦行是砥礪僧格的要著,釋尊相當重視它,同時最初的比丘們,都是從苦行中轉來的,因此苦行的上座們,在僧團中占有絕大優勢。在他們看,要使佛法光揚、持續下去,只有堅持苦行。釋尊在舍衛國時,大迦葉已年邁體衰,勸他在衣食方面注重些。但他認為這樣做,對當來比丘絕無好影響,竟直覺的辭絕了。他的觀念當中,總想以「行苦業」維繫僧格,護持正法,這種用心太夠苦了!

「我今教諸比丘,當如迦葉比丘之比,設復有人行謙苦之法,此行難及!迦葉成就此十一苦法(阿練若、乞食、一處坐,一時食、正中食、不擇家食、守三衣、坐樹下、露坐閒靜之處、著補納衣、若在塚間),當知過去多薩阿竭成等正覺,亦成就此十一法」《增一阿含》卷四六。

過去諸佛都實踐頭陀行,這對迦葉的苦行是最有力的支持。「長老優波斯那修頭陀行」《五分律》卷四,他座下的弟子相當多,起初跟他出家,一定要接受頭陀行才准許。釋尊對他這種作風,總歎為「善哉!善哉!」「爾時長老和先跋檀陀子,與波羅國六十比丘俱,盡是阿練若、乞食,…」《四分律》卷四一。苦行者在僧團中已成為許多集團了。在苦的陶練與奮勉下,所求於人者甚少,所得於己者必多,比丘再必須做到少求(於財)多得(於法)的地步,高度的品節、理趣,才能從身心上表現而體思出來。

佛滅百年間「和合一味」的僧團,什麼力量使它這樣的呢?依我的看法,應歸功於「清淨苦行」。對苦看輕了,把法看重了,在「寧捨身命,不作法怨」的強毅觀念下,佛法就被推進而擴大起來。聲聞行者特重「苦J的體解,把有情與器界都看作是苦的果實,然而他們毫不消極,在益自奮勵的苦行中,截斷了苦的根株——惑業,而獲得解脫。此種認苦吃苦的卓絕意志,最值得我們借鏡。

大乘法對苦行更重視了,般若經時常提到「杜多行」,菩薩僧的形儀、生活本與聲聞僧相近。「欲」與「慢」是菩薩行的魔障,「杜多行」是它的剋星,在謙苦中磨鍊久了,三業調順了,觀解諸法如幻如化,厭怖苦的心就滅了。常啼菩薩賣身而求法,「七歲不坐不臥,常經行住立」《放光般若經》卷二十,長期中這樣學道,對苦行太認真了。「修多百千難行苦行,備受無量難忍大苦」《大般若經》卷四九八。

這個世界叫做「忍界」,眾生的痛苦特別多,要度眾生就必得忍苦,能忍苦始能度眾生。菩薩是從最極忍苦中學成的,為了練習忍苦精神,大乘法、大乘戒特別提倡「燃身」、「燃臂」、「燃指」供養諸佛(初發心不必這樣做),我們絕不能把這當作戕賊身體看,應看作是學大乘行應有的表現。這裏,有一點我們務要注意:菩薩拔除眾生痛苦,是儘力的先把眾生所受的極劇苦,一一都透過自己身心實驗而忍受之,於無量諸苦中安忍著,志行德量才不限於常俗中。華嚴經中盛讚內施:施眼、施耳、施齒、施頭、施手足、施身血、施腸、胃、肝、肺、施肢骨等,對身命不計、不倚、不著,是菩薩道的尊特處。「修行吉祥菩薩種種苦行」《大集經》卷二七,證菩提必須苦行,「依於苦行至究竟處」《八十華嚴》卷四十,對樂行者特加警惕,就不得不強調苦行了。

印度後期佛教,在「欲樂是道」的風氣下,講究壇場、莊嚴、供養,慧命與僧格關心者少,不久就滅亡了。當時如有持正法的苦行(少欲知足、行空忍苦)者在,不遺餘力的反欲樂,反奢糜,佛法絕不會亡得那麼快!苦行,確是,比丘持正法而練僧格的基礎。這時中國比丘們,不警覺到樂行的可怕、可痛、可恥,不體解到苦行的可貴、可敬、可用,中國佛法的慧命,馬上就會被我們斬斷掉!

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四月廿二日寫於驚危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