陳代，楊都（南京）攝山棲霞寺慧布，為三論宗的一位卓越大師。他的性向、願力，以及對當時佛教界各方面的關涉、影響，都值得一談。
一
中國的三論宗，傳入南方，宋齊時代，雖有道亮、智林、周顒等傳弘，基礎猶未奠定。齊中葉後，攝山僧朗大師，在「三宗論」及「二諦為教」的啟發下，講說闡抉，在南方才生了根。朗公一生過著山居生活，棄絕榮利。梁武帝很敬慕他，派了十個比丘跟他學習。僧詮是其中學得最好的一個，他同朗公一樣的終生不下山。詮公弟子中最優秀的，是：法朗、智辯、慧勇、慧布。四人當時稱為「四友」。其中，就性向說：慧布最接近於朗、詮二公。表面他雖沒有隱居，實際是過的韜晦的寂靜的生活。他從未離開過詮公，對三論極有心得。續高僧傳卷七說：「布稱得意，最為高也」。詮公的三論學，承受得最完整的，要數法朗與慧布。朗公最擅講說，談到深入，怕要推布公了。他最重凝歛而不重散發：「專修念慧，獨止松林，蕭然世表，學者欣慕」（續傳卷七）。念慧，不論是約緣起慧說，或約四念處說，總之，要想攝心安慮面體見它，非凝歛一番不成。攝山從法度以來，到慧布晚年，已是百年上下，四代一直都在凝歛中。因有了這樣的深厚含素，三論宗才放射出炳煥的光輝來。
齊梁時代的三論宗，在湼槃，成實的盛行下，講說的只有攝山。但是，成實因僧朗的一再對治，陳代，又遭到法朗的破斥，遂致衰落，三論就興起來了。陳代學三論的，「為」與「守」調劑得恰好，朗公代表為的一面，布公代表守的一面。作風雖是不同，而同以「極無所住」為歸是一貫的。因之，本質上都是稟承的攝山家風。什麼是攝山家風呢？傅縡說：「彼（攝山大師）靜守幽谷，寂爾無為，凡所訓勉，莫非同志，從容語默，物無間然。故其意雖深，其言甚約」。詮公特重於邃密體解，所見深而所言約，親近他的，一領略到這樣的約為佛法命脈所在，就不想旁騖了。朗公從約中開擴出去，用種種樣「勢」演揚中觀，極盡新穎靈活之能事。布公雖似乎約而近默，而却於約中層層鑽透，路路闢拓，故其「開滯」之力，見稱遠近。約得扼要而持中，學的人則能從要中學得實，從中中做得正，攝山的約確實包含著這兩面。中國的三論學，就觀上說：一開始就注重「實」與「正」。攝山大師在這一原則的遵循下，就不得不「言約」了。
詮公的行徑，看來是教觀並重，實際是觀重於教。因此，就側重於行了。「故詮公命（四友）曰：此法精妙，識者能行，無使出房，輒有開示」（續傳卷七）。他講三論扣緊在行上，根機好的——識者——自然能行；否則，多講了也沒用。這，一面痛誡成論師徒逞玄辯，一面激勵弟子們直趣觀行。大師們接引學人的本意：在佛法中立得住腳，選擇這樣的人千難萬難；幸而選擇到了，心頭上才了却了一樁大事。禪宗的大德們，有的費了幾十年等到了一個真的傳承者，當下立卽化去，與這同一苦心。真講佛法的，內傳比外化更重視。因而，對知見與觀行特別認真。在觀行上透得進，在佛法中則著得腳。中觀學本是最精確的觀法，深觀而遍斥（外小及有所得大乘）諸見，同時，體驗到自心為諸見之本，不遺餘力底遍斥自心，諸見才著不上。攝山的學風：講約講行，全是著眼在內傳上。佛法內在傳得下來，外弘不愁沒有人；反過來，內在沒有傳人，外弘也就不像樣了。不從這一點上看，攝山的學風就同著定獨善的小乘一樣了。布公久住攝山，對於這一學風體認最深，所以也就「誓不講說，護持為務」（續傳卷七）。可見他的精力、意志都集中在觀行上。藉教明觀，以觀印教，進入教觀總持的境地，才是真護持。這樣子做，一切就非常樸質而純潔了。「後於大品善達章中，悟解大乘，煩惱調順，攝心奉律，威儀無玷」（續傳卷七）。他悟解了大乘，並不從「大用無方」上表現他的心境，依然是謹謹慎慎妥妥當當地攝心奉律，看不出絲毫的疎狂的氣息來，這是怎樣的本色呀！
攝山的開山——法度——，「專以苦節成務」。他的上首——僧朗——，當然也會傾向苦行，下至詮公、布公，不消說，也是的了。這樣，就必然重戒了。從詮公的另一弟子慧峯看：「身範律儀，攝靜於林，日惟一食，衣服粗素，略無寸積」（續傳卷二五），儉樸得這樣子，簡直是頭陀行了。中國佛法的保守、開創，大抵與山林有關。第一代做得逼真靠實，接下去的也懇到而酷肖，沒有不興隆的。佛法的存在不能與山林絕緣，尤其不能缺乏林野間的素樸健氣，寧靜定力，有了這個作骨底，講「義學」才不致與世浮沉。攝山的大師們經常地守得住，定得了，以此，積下了沉渾深遠的潛力。這，一散發開來，效學的就不單是攝山住眾，像朗公門下的明法師，那種「即日辭朗，領導門人入茅山，終身不出」的堅確志行，一定也受到影響的。他的弟子慧暠、慧稜、法敏等，將三論遠布於巴、蜀、荊、襄、都能持戒苦行，極為一時物望。這些人，如果沒有布公承倡攝山家風，也許不會出現吧！中國佛教史在隋唐前，像攝山師資們那樣的一線的氣脈相接，志性相通，很難擧出相同的例子。為何會如此？我們應該子細地體究它。
二
重約重行的攝山，也特別注重精學。學的所依——聖教，有了大量的聖教，纔能探本求據、循軌理次地學得好。南方經過梁末的大亂，很多經典被損毀了，參考資料非常缺乏。真諦所譯的唯識學，三論學者又不願接受，如此，就只有往北方求取了。「末遊北鄴，更涉未聞，周覽文義，並具胸襟」（續傳卷七）。那時的北齊鄴都，講席興盛，譯典甚多，嗜法如命的布公，故不計衰老而毅然前往。這麼精進，攝山學風怎會衰落呢？續傳上說：「及詮化往，四公放言」，可見布公的「誓不講說」也只是一個時期罷了。他若是真地不想講說，那麼大年紀去北方求經幹什麼呢？
「又寫經六䭾，負還江表，並遣朗公，令其講說。因有遺漏，重往齊國，廣寫所闕，齎還付朗」（續傳卷七）。六䭾經一齊贈給朗公，請他講說，這是多麼重視講說！為著廣搜闕遺，不惜再度北上，這種只知法不知苦的精神，真不知激起幾多輕身重法的後學！詮公門下的四友，大致說：朗公與布公最為投契，勇、辯二公與朗公知見就相殊了。「然其（主要指辯公）義體時與朗違，故使興皇（寺）座中，排斥中假之誚」（續傳卷七）。攝山自詮公以來，輒斥「中假師罪重，永不見佛」！辯公（等）將中假看作差別，忽視了它的相卽性，當然要遭到朗公的譏「誚」。朗、布二公相契的主因：布公高而不僻，朗公和而不流（暗地裡做得清楚），由是，彼此才融洽而和敬的，並非單是知見相同。
三
當時的北齊，除了教乘，精於禪道的也很多。布公性樂禪思，旣去北齊，當然要和他們討論而求印證。（慧）可曰：「法師所述，可謂破我除見，莫過此也」（續傳卷七）！禪宗二祖讚歎出這番話來，他的悟證夠深的了。「嘗造（慧）思禪師與論大義，……思以鐵如意打案曰：「萬里空矣！無此智者」（續傳卷七）。思禪師這樣的奮喜，夠忘形的了！從學統上說：初期的天臺宗，本導源於中論、智論，與大品般若，故就悟境上說，思禪師與布公益更接近，必然會引為知己的。「又與（慧）邈禪師論義，……聯綿往返三日不絕，邈止之。歎其慧悟遐擧，……」（續傳卷七）。邈禪師也是北齊當時的一流禪師，布公和他那樣的相互傾吐，堪稱龍象蹴踏。他們都是佛法中過來人，一晤面儘是道的本地風光，真個是句句相投。
從中國三論學發展過程上看，與（廣義的教觀禪和狹義的禪宗禪）禪的關係特別密切，調協。「頓迹幽林，禪味相得」的詮公固然重禪；朗公也會從大明寺寶誌（？）學過禪；至於布公，更是「常樂坐禪，遠離囂擾」。三論學者篤行的精神，一言蔽之：專精禪思。刺入諸法寶相的慧劍——禪——，大小乘都必須修禪始得悟入，單就大乘說：三論以蕩空一切妄執為始基，禪宗以頓空一切名種為初門，這樣看，二宗的著手處非常相似。雖說禪宗所悟的重於真常，空宗所悟的重於真空；但禪宗所悟的真常，是從法性真空上肯定為心性真常的，它雖不以空為究竟，而却淵源於空的。所以，大致說：二宗的衝突比較少。故此，也就相處得最融契。就空宗對禪宗的關係上說：明法師門下的法融禪師，就是禪、空相融的第一人。嗣後，弘忍之重金剛般若，與慧能因金剛而開悟，說明了南方的禪宗在空宗的啓牖下，發生了新的轉變（不再以四卷楞伽印心）。卽此，可知中國三論宗，對禪宗的影響非常之深。
攝山在布公晚年，煞像禪、空混一了似的，因此，住持攝山的也就不分禪、空的派系了。「陳至德中，邀引（保）恭禪師，建立攝山棲霞，結淨練眾，江表所推」（續傳卷七）！保禪師原是禪、教兼習的（大槪是由教觀禪而受到禪宗禪的影響者），對禪別有心得，布公因禪觀為悟空要著，所以請他住持。而恭禪師亦極虛心：「恭又從布採聽三論，善會玄言，於前諸疑，都並消釋」（續傳卷十一）。至此，棲霞雖猶禪、講相倡，但已發展為重禪的傾向了。「尋聲卽造（攝山），從受禪道」（續傳卷三十法韻傳）；「經行坐禪，誓不寢臥」（續傳卷二十智聰傳），可作證明。布公晚年特重禪觀，攝山自然要走上重禪的一途了。中國的三論宗、華嚴宗，都曾與禪宗發生過深切關係，因此，一則由真常與真空合流，一則由真常與性起交融。從特殊影響上說：禪宗受了空宗的薰陶，才有了更豐實而活潑的悟境，這，應歸功於攝山諸公。
四
關於布公承紹攝山精神，及其護教、融禪的幾方面大致說過；現在就他的生活細節與度生大願說說：「又曾患腳氣，醫令服薤，自此至終，常陳此罪」（續傳卷七）。因腳氣而服了薤，始終痛加懺陳，責己太夠嚴了。領眾肯得當眾直陳己罪，大眾才會各各自察其罪，自擧而自懺其罪，這樣，道場中才不會「上下相徇」。「不為僧師，不役下位，常自縫洗，六時無闕」（續傳卷七）。他的成就，夠程度做僧師的，也可以用用人分分勞的，然而，他決不這樣做，一切是自己動手。學道最怕的是暇逸，腐墮的老根子就是這，他一切都是自己來，就是為著掘斷這個老根子。帶著這種性格生活，則能以為衆之心克除自私之念。「未以年暮不參眾食，敕給其乳牛，而布廻充入眾」（續傳卷七）。連多喝一點牛乳也不肯，食欲淡得這樣，真難得。論他的地位：「陳主諸王，並受其戒，奉之如佛」（續傳卷七）。稍稍享受點決無問題，可是，他却澹泊得無先纎芥倖賴之心，這種僧品多麼高啊！從時代性上看，他這麼勤苦、儉約，著實是種振厲表現。南朝自齊梁以來，奢靡驕惰，相習成風。約僧界說：「致利動昏心，澆波之徒，肆情下達」。約俗界說：「高祖（梁武帝）之末，建康士民，服食器用，爭尚豪華」。而距離建康不遠的攝山，一直清淨潛修，巋然獨峙，這端賴布公的維防所致。他這樣撐得住，攝山在中國佛教史上，才得以與廬山、衡嶽、天臺相媲美的。
從布公的業行上看，司說慎重極了；從他的願力上看，却又宏毅極了。「或見諸人樂生西方者，告曰：方土乃淨，非吾願也；如今所願，化度眾生，如何在蓮花中十刼受樂，未若三途處苦救濟也」（續傳卷七）！從佛法的積極上看——直接地轉染（土）成淨（土），方土乃淨的思想，與這就未依免懸隔了。空觀成就了的大師，染淨之界已泯除了，苦樂之念已一如了，因此，捨染求淨、厭苦欣樂的意欲也就不起了。這時，唯一不忘的是有情，悲心日夜向有情上繞旋來去。空是不離開現實的，於現實中淨行而堅心，則能空苦入苦而無畏。「空大悲亦大」，正是這一精神的表現。禪宗最盛行的時代，那種空絕依傍直握當下的氣象，也多少領略到這。布公當時，南北的淨土思想已流行了，而他却偏偏面對現實，直至臨終，抱著「常願生邊地無三寶處，為作佛事去也」的作略，何等挺卓！
這位禪、空並重的大師，一面牢守攝山家風，一面擴張攝山影響，替佛教培養了偌大潛力，偌大活力。攝山如果不是他穩坐穩鎮個幾十年，後半期的歷史就會黯淡下去。學佛法，像他那種堅實、嚴淨、博達、精持，真是個典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