僧團的特質——清淨、和合，從清淨中求和合，從和合中得清淨，二者是相互為因的。現在單從和合說。和合與「別異」相對，比丘們在「別異」的思想、行為、生活下，就會各行其是，各樹一幟，決無和合可言。泯除了私心私益，全從三寶上著眼，始能趣向於和合。
和合，是心與力的積集，（惡）性與（染）習的揚棄，無限的性習琢磨盡了，無限的心力便合起來。受著眾心眾力的啟勉，品德就會卓拔深厚。釋尊特重以眾治眾，大眾的事大眾「管」，大眾的事大眾「議」，儘量採取大眾的意見而立為「法制」，而大眾中的任何人決不能私立「法制」以制約某一個人或某些人。這樣做法，實是儘量的希求比丘和合。
釋尊制戒的動機——「攝僧」，戒是制約與方便的兼顧，以制約對治煩惱，以方便調護大眾。從極盡方便調護的一點上看，可說處處為比丘和合而作想，因此，我覺得在戒律的運用上，有時是方便（性戒僧殘等例外）超過了制約。因為制約太嚴太多了，則容易養成嚴峻褊狹的氣度，比丘們就難以和合了。在某種特殊情況下，明明知道某些比丘破了戒，照直說，照理斷，隨時就會鬧翻了，釋尊當下以善巧手腕將它抑住了。在無可奈何中勉強地維持和合總比不和合要好些。談和合，決不能專從小戒小事上計較，釋尊制戒早就注意及此，我們亦應傚學。
和合，有事和與理和，事和屬於「行」，理和屬於「證」。「六和敬」全從事和上說，身、口、意三和約生命相處說，戒、見、利三和約生命相度（包括相養）說。比丘們相處在一起，實則是彼此三業的相互現行，三業都調順了，問題也就少了。實踐戒和——同持如來淨戒，見和——同趣無餘涅槃，利和——同享如法淨利，彼此的三業才會調順。生命（身、口、意）、律制（戒），思想（見）、經濟（利），這些都是實際問題。和合全從實際問題上著眼，尊戒、重見、輕利，是比丘（三業）和合的基因。否則，戒行相反，見解相乖，利養相著，勢必引起三業的鬪諍。事和是趣入理和的引力，忽視事和的實際表現，對理和就絕了緣！
要解脫，必得從和合中求，在師友們相順相敬的優良環境中，見聞覺知都受到正確而深刻的導勵，將流散的生命力歛聚著貫注在「學」與「道」上，以「學」遣除無知（無明），以「道」體察無（真）我，「迷」與「執」日漸淡微了，根性一熟便能「見法」。要想了生死，得解脫，必得先將「學」與「道」的真義融在心中蘊化為淨善印象，這，只有向和合的大眾中求。
「和合然後有法」，法，是經論文字與身心（淨善）業用的綜合。經論是具體的法，業用是抽象的法，但從業用的無限無盡上看，所流露的法也是無限無盡的，這又成為最具體的法了。經論的法是有相，業用的法則介於有相無相之間。以法化人，不但僅指經論上的現成文句，主要是透過了清淨身心而流露出的自然規範。這種法單靠經論學不到的，從清淨、和合的大眾中注目留心才觀察得出。比丘不能和合，雖有經論流通於世，法的無限無盡的閎偉作用便埋滅了！
僧團，是各階層各異姓混合組成的團體，根機與習性相當複雜，大家在沒有證得無我以前，總不免帶些特殊個性。在「我見」「我慢」熏成的個性中，動輒表現出重自輕他的態度，縱恣而不知當下歛抑，吵鬧、鬪諍、分裂半由於此。從避性制情中放寬胸襟，提高德量，對彼此相互給予的嚴重刺激都空化了，真心腸中便豁露出真面目。忍讓是到達這一境域的要著。能忍讓就能為僧團中多增一分和氣，和氣中堅持著敬意警力，這樣，真和合才會實現。
釋尊建僧、育僧的旨趣：是重德不重威，重讚不重斥，權威意識絕不現行。「我不攝（操緃）僧」，足證他是最反對權威的。在互敬、互學、互警、互督的風下，根本毋需什麼權威。（一般）能力強野心大的比丘們，權威欲却最熾盛，僧團被權威掩蓋著，就會產生專擅獨裁、暴戾狂妄等怪現象。以權力或詐術統制大眾，不是使大眾愚昧得像啞羊一般，就是激起大眾的猛烈反對，這談得上和合嗎？權威是毁滅和合的怨敵，要和合，就必得先吐棄了它。
權威的眷屬是利養，以權取利，以利養權，循俗比丘大抵如是。必需的資生利養，比丘是少不了的，過量的貪求、積蓄，就會縱欲而妨道。在「利和同均」的原則下，比丘個人財富（包括動不動產）限制得極嚴格。依戒律看，三寶的產業太多了，就會遭到「王難」「賊難」，甚至引起比丘們整個生活的腐化。財富表面上為佛教增加了若干莊嚴，實際上却為佛教招致了許多嚴重災難！比丘們在利養的相貪相競下，最易興謗而起妬，惡劣到如此地步，怎談到和合？！
從佛教史上看，佛法興盛時，比丘們都是在「見」（理論）上互為批判；到了衰微時，就都在「利」（供養）上互為嚷奪。現在中國比丘們誰對誰在理論上作過規律而嚴正的批判？反面的話我不想說了！被權威、利養惑住了，其心必輕，其志必亂，對三寶的真義理解得太膚淺，根本就想不到和合的重要！
不和合，佛法就會給比丘們弄亡了，滅法的慘事果真竟由比丘們而釀成，這因果太難揹了！從這裏當下起大憂慮，生大恐懼，持大警覺，抱著「比丘和合，佛法住世」宗旨做去，中國佛教前途才會露出一線曙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