──紀念太虛大師八十誕辰及海潮音五十週年──

大師逝世二十二年來,人事、國事、教事,無一不是變化莫測。面對此種情景,我們一面深致感歎、懷念;一面深自警惕、振刷,不覺間,身心亦已變化多端。但是,我們對大師的敬意、追念,却始終沒有絲毫的變,因此,對他的忌日與誕辰,總是特別敏感,留心。今年為大師八十誕辰,不用說,我們要紀念的。

紀念大師八十誕辰,在我們說,不是慶歡,而是哀思。因為惟有在深摯、纒綿的哀思下,我們纔能體認、溝通得大師的悲心,從他的悲心上透視他那言正而行淨、思精而心宏的具體局格,纔會對他生起不忍忘、不敢忘的觀念來。不忍忘,是一種敦厚性格的流露;不敢忘,是一種敬畏心情的體念。我們能常有此流露,有此體念,性格和心情上,則必然感到紀念大師為分所應然。抱著分所應然的(堅)定(之)念紀念大師,就不會從浮淺草率中了事。人類對於「先民」「先德」精神上所含蘊的一切美質,身體上所表現的一切優點,全是在這樣的心情下體見而把握到的。人類的文化亦是憑著這種心情持續下來的。我們能涵養而運用得此種心情,方能從淺薄性的生活中轉入深厚性的生活中去;能過得深厚性的生活(這一層,我們要注意),纔算能不忍忘、不敢忘大師。

苦撐而力弘中國佛教的,論業績,論德澤,論學思,論眼光,近代中國佛教大德中,要算大師第一。自清末迄民國的中國佛教,若不是大師出世,則很難維持到今天。他的言行,至今依然吸人耳目,啓人心志,透人魂識,就因為他給中國佛教的影響極深遠,極正大,極普遍。任你怎樣看,稱他為整個中國佛教大師纔恰當。時常想到他的心血都灌注到我們生命上,就決不忍忘了他。

他最值得我們不忍忘的:「捨身捨心」。他一生的精神、願力、光明,全都表現在一個「捨」字上。從大捨、盡捨、極捨的心行中,忘記了自家的利害得失,成敗榮辱,堅決地儘說直話,做正事,倡新制,斥(腐)舊(之)習,這些作略,必然會招怨招厭、招謗招害的,但他絕不在乎、顧慮。他這樣持定著他的態度,與此態度所配合而表現出的種種方式,當然深合佛法了。他的治學方針,人不一定完完全全都贊同,他的做人方式,人就很少加以疪議,他一生的超特處,就在他做人的方式。他做人的方式淵源於捨,從捨上表現出的,是:無一物當情,亦不與一(切)物絕情。不與一物絕情,顯出他的悲心特重;無一物當情,顯出他的智性特深。在重悲深智的相應下,無論明裡暗裡,總是做得同蓮花般的新鮮、耐看。純淨而絕正的佛法,定要具有此種行徑、持力,始能朗朗健健地通體豁露出來。

大師的觀念、活動,始終向「法」與「律」上體思、精進,這,除了他的大菩提願提激著他,另一面,是他肯定著:佛法的本質惟淨惟正。他深入到這本質上,故一切舉止、行藏,無不以此為依歸、為準則。所以,他在學上儘管講攝講博,談到行只有一淨二正。因此,他的「新」是建立在淨上的,他的「革」是建立在正上的。這,夠我們體味的。一分的大乘(在家)方便道,多少帶點隨情而度情的意味,我們一誤用了,便會溺情得難以拔足。大乘的究竟道,實是純淨而絕正的,大師對這格外注重,所以對方便道隨情的一方面,就很少提到、想到;所以總是一味的暢談純正的究竟道。他從這上面安頓了生命,穩定了生活,也引著許多人歸向於這上面,不為情業所牽所誤。他的卓偉性就這樣顯出來。我們(出家者)學大乘法,從大師這樣的卓偉處著眼用心,沒有溺情的纔不想溺情,已經溺情的纔會決絕不顧,直趣於純淨絕正之途。

學佛法似乎不難,難是難在難學得純淨,學得絕正,這問題通在對「捨、離、斷、滅」,沉思得不深刻,猛警得不透闢。以在俗之身,而學此超俗的純淨絕正之學,制得生理,治得心理,一直地透得過,回得來,這絕非小可。從相對說,佛法有中有邊,想要突破佛法的邊緣而站到佛法的中心上去,這必須偌大的精神、願力、血汗、苦行,纔能到達。所以真能站到佛法中心上的人,則為最極可貴可尊的人。我們意念上時常記得,學習這樣的人,纔會養成高貴高潔的僧格來。染事妄情這纔拋得開。一般學佛者,其意境上所緣慮、懷念到的儘是平常人物,縱使也緣念卓偉者,但對他甚少契會,這就限於庸碌、泛常中了。佛法衰微時這種人越多。任你怎樣出人頭地,意境上不時常見到或聽到清淨卓偉者的面目和謦欬,很容易落入庸碌、泛常中去。我們想透出庸碌、泛常之群,就得勤於緣念大師的一切。

緣念大師,表示我們不忍忘他,僅此,我們並無決定性的進益,還得提住不敢忘他的心,提住了這,就自然不敢背棄佛法的信願、信行,因為大師與佛法久已成為一體。不敢,與通常的畏葸不同,乃是從智審理印中辨清了「屑」與「不屑」的界線:不屑的則決不敢做,屑的則決定敢做。學佛,人做得夠人樣,夠人格,起初都是從不敢中以理智制約著敢的情感。讓情感受到理智的調治,澄化,情感就會純至而擴開。如此的情感已不單是情,可說情化於智了。於情智並行中,以智輔導著情,事行上看來雖還有許多不敢,而內在却已減少許多無謂的困惑、愧悚、憂鬱。當我們從不敢的過程中涉入此種境界時,精神上總煞像有股大力做憑導;作推提者,這股大力強半是來自我們所崇仰的卓偉人物上。他在我們心底裡多活動、多出現,他在我們精神上就會顯出很大威靈來。這是精神界最強實的控馭力。法制律制,祇能制得我們的身口,能制身口而又能制心的,莫過於精神上的威靈力。獲致這種力的攝持、啟迪,業行上表現的則靈動多過蠢動了。真講學行的人,其特徵:心頭上總覺得有股昭昭明明的威靈力,總覺得失去此威靈力為最可怕,因此,對給予他威靈力的那些(或那個)卓偉者則決不敢忘。人在這種心境上過生活,是嚴肅也是親切,是俯思也是昂進,生命的莊嚴性就這樣漸漸形成。卓偉與清淨兼有的大師,佛法上夠威靈了,我們要讓他的威靈在我們精神上顯靈得如(教)誡如(教)授,我們的一切纔會靈動呢!

這裡,我想到個問題:繫屬。我們出了家觀念和行為上,總該選擇個超特的大德作歸敬。作則效者,不管他死了或活著,總是站在他所站的立場上用心做人,凝神察事,制念觀理,這就叫做繫屬。真能這樣繫屬,若身若心就不會為邪艷所奪。進一步,我們的思(與)行也就趣向於超特。佛法得以為古今所崇重、究習,大都是從出家者的超特思行上引起的,因有了這樣的人佛法才持續、發展的。佛法與超特大德的關係,舉喻說:佛法如魚,超特大德如水,魚有了水才活得落,沒有水就活不落了;同樣,佛法有了超特大德才興得來,沒有超特大德就興不來了。由此看來,他是怎樣重要!我們怎能敢於忘掉他呢?大師確是個超特大德,千說萬說總該對他起繫屬想,於此,我先發個願:願生生世世繫屬於大師!

出家者把不住高尚的繫屬觀念,必然會產生一種弊病:不肯從苦切中「取法乎上」,一切盡向俗利虛榮上注視。這時,中國佛教在此種風氣的激盪、衝擊之下,稍一不慎,什麼逸樂都享得到,什麼憂患也忘得了,準會弄得渾身腥臊,滿面傖俗,夠令人骨慄了!有心者若不盡力喝制、截住,勢必更散漫、更穢亂。這一頹勢的促成者:敢:一敢,什麼就明昧無忌了。讓這敢字數數現行,業行上所暴露的則盡是虛張氣勢,橫顯氣燄,決無實修氣質,墾到氣志,似此,切身名節還顧到嗎?!無論世出世間,不顧名則必胡為,雖顧名而不重節,其私行則必縱濫而誤人,影響所及,真風難樹。這個敢字給我們的禍害、危險、創傷、苦惱,太劇烈、太嚴重了啊!

在這頹勢中想穩住佛教和自身,首須提住不敢二字,心念為不敢操持著,我們的氣質、氣志,纔能日日刷新,步步昇高。慎辨因緣,深明因果的理性的養成、堅持,起初,都是起因於不敢。精神上最強的防禦力、警戒力,決沒有再比不敢更重要了。不敢的觀念一成熟了,不敢的精神一操穩了,則能於學不忽,於到不懈,於己不恕,於人不負,身心在這樣的淬礪下,運用下,許多一般人不敢當的艱險,不敢觸的恐怖,就一定敢當,一定敢觸的。因為生活在因緣即空、因果不昧的明健氣槪中,捨身心、拋頭顱,絕未感到驚駭而遲疑不就。這樣看來,極不敢的人纔能極其敢。現在,像這樣極其敢的人佛教中最急需。大師在近代佛教中,是個處處慎辨因緣,深明因果的人,因之,也是個極不敢而又極其敢的人。我們要學他的極其敢,先得從他的極不敢上用番死力,下番細工。無視了這,講因緣,說因果,都是枉費口舌。

大師今年八十誕辰,我提出不忍不敢之心做紀念;同樣,我也以不忍不寫、不敢亂寫的心情,來紀念海潮音五十週年。

末了,我始終肯定著:大師為整個中國佛教的大師,他從純淨絕正中挽救了中國佛教,指明出我們的腐習與迷夢,恩益均深,所以,我們都應該提住不忍不敢之心來(永遠)紀念他!

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大師誕辰日寫於警危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