陳代,楊都(南京)攝山棲霞寺慧布,為三論宗的一位卓越大師。他的性向、願力,以及對當時佛教界各方面的關涉、影響,都值得一談。
一
中國的三論宗,傳入南方,宋齊時代,雖有道亮、智林、周顒等傳弘,基礎猶未奠定。齊中葉後,攝山僧朗大師,在「三宗論」及「二諦為教」的啟發下,講說闡抉,在南方才生了根。朗公一生過著山居生活,棄絕榮利。梁武帝很敬慕他,派了十個比丘跟他學習。僧詮是其中學得最好的一個,他同朗公一樣的終生不下山。詮公弟子中最優秀的,是:法朗、智辯、慧勇、慧布。四人當時稱為「四友」。其中,就性向說:慧布最接近於朗、詮二公。表面他雖沒有隱居,實際是過的韜晦的寂靜的生活。他從未離開過詮公,對三論極有心得。續高僧傳卷七說:「布稱得意,最為高也」。詮公的三論學,承受得最完整的,要數法朗與慧布。朗公最擅講說,談到深入,怕要推布公了。他最重凝歛而不重散發:「專修念慧,獨止松林,蕭然世表,學者欣慕」(續傳卷七)。念慧,不論是約緣起慧說,或約四念處說,總之,要想攝心安慮面體見它,非凝歛一番不成。攝山從法度以來,到慧布晚年,已是百年上下,四代一直都在凝歛中。因有了這樣的深厚含素,三論宗才放射出炳煥的光輝來。
齊梁時代的三論宗,在湼槃,成實的盛行下,講說的只有攝山。但是,成實因僧朗的一再對治,陳代,又遭到法朗的破斥,遂致衰落,三論就興起來了。陳代學三論的,「為」與「守」調劑得恰好,朗公代表為的一面,布公代表守的一面。作風雖是不同,而同以「極無所住」為歸是一貫的。因之,本質上都是稟承的攝山家風。什麼是攝山家風呢?傅縡說:「彼(攝山大師)靜守幽谷,寂爾無為,凡所訓勉,莫非同志,從容語默,物無間然。故其意雖深,其言甚約」。詮公特重於邃密體解,所見深而所言約,親近他的,一領略到這樣的約為佛法命脈所在,就不想旁騖了。朗公從約中開擴出去,用種種樣「勢」演揚中觀,極盡新穎靈活之能事。布公雖似乎約而近默,而却於約中層層鑽透,路路闢拓,故其「開滯」之力,見稱遠近。約得扼要而持中,學的人則能從要中學得實,從中中做得正,攝山的約確實包含著這兩面。中國的三論學,就觀上說:一開始就注重「實」與「正」。攝山大師在這一原則的遵循下,就不得不「言約」了。
詮公的行徑,看來是教觀並重,實際是觀重於教。因此,就側重於行了。「故詮公命(四友)曰:此法精妙,識者能行,無使出房,輒有開示」(續傳卷七)。他講三論扣緊在行上,根機好的——識者——自然能行;否則,多講了也沒用。這,一面痛誡成論師徒逞玄辯,一面激勵弟子們直趣觀行。大師們接引學人的本意:在佛法中立得住腳,選擇這樣的人千難萬難;幸而選擇到了,心頭上才了却了一樁大事。禪宗的大德們,有的費了幾十年等到了一個真的傳承者,當下立卽化去,與這同一苦心。真講佛法的,內傳比外化更重視。因而,對知見與觀行特別認真。在觀行上透得進,在佛法中則著得腳。中觀學本是最精確的觀法,深觀而遍斥(外小及有所得大乘)諸見,同時,體驗到自心為諸見之本,不遺餘力底遍斥自心,諸見才著不上。攝山的學風:講約講行,全是著眼在內傳上。佛法內在傳得下來,外弘不愁沒有人;反過來,內在沒有傳人,外弘也就不像樣了。不從這一點上看,攝山的學風就同著定獨善的小乘一樣了。布公久住攝山,對於這一學風體認最深,所以也就「誓不講說,護持為務」(續傳卷七)。可見他的精力、意志都集中在觀行上。藉教明觀,以觀印教,進入教觀總持的境地,才是真護持。這樣子做,一切就非常樸質而純潔了。「後於大品善達章中,悟解大乘,煩惱調順,攝心奉律,威儀無玷」(續傳卷七)。他悟解了大乘,並不從「大用無方」上表現他的心境,依然是謹謹慎慎妥妥當當地攝心奉律,看不出絲毫的疎狂的氣息來,這是怎樣的本色呀!
攝山的開山——法度——,「專以苦節成務」。他的上首——僧朗——,當然也會傾向苦行,下至詮公、布公,不消說,也是的了。這樣,就必然重戒了。從詮公的另一弟子慧峯看:「身範律儀,攝靜於林,日惟一食,衣服粗素,略無寸積」(續傳卷二五),儉樸得這樣子,簡直是頭陀行了。中國佛法的保守、開創,大抵與山林有關。第一代做得逼真靠實,接下去的也懇到而酷肖,沒有不興隆的。佛法的存在不能與山林絕緣,尤其不能缺乏林野間的素樸健氣,寧靜定力,有了這個作骨底,講「義學」才不致與世浮沉。攝山的大師們經常地守得住,定得了,以此,積下了沉渾深遠的潛力。這,一散發開來,效學的就不單是攝山住眾,像朗公門下的明法師,那種「即日辭朗,領導門人入茅山,終身不出」的堅確志行,一定也受到影響的。他的弟子慧暠、慧稜、法敏等,將三論遠布於巴、蜀、荊、襄、都能持戒苦行,極為一時物望。這些人,如果沒有布公承倡攝山家風,也許不會出現吧!中國佛教史在隋唐前,像攝山師資們那樣的一線的氣脈相接,志性相通,很難擧出相同的例子。為何會如此?我們應該子細地體究它。
二
重約重行的攝山,也特別注重精學。學的所依——聖教,有了大量的聖教,纔能探本求據、循軌理次地學得好。南方經過梁末的大亂,很多經典被損毀了,參考資料非常缺乏。真諦所譯的唯識學,三論學者又不願接受,如此,就只有往北方求取了。「末遊北鄴,更涉未聞,周覽文義,並具胸襟」(續傳卷七)。那時的北齊鄴都,講席興盛,譯典甚多,嗜法如命的布公,故不計衰老而毅然前往。這麼精進,攝山學風怎會衰落呢?續傳上說:「及詮化往,四公放言」,可見布公的「誓不講說」也只是一個時期罷了。他若是真地不想講說,那麼大年紀去北方求經幹什麼呢?
「又寫經六䭾,負還江表,並遣朗公,令其講說。因有遺漏,重往齊國,廣寫所闕,齎還付朗」(續傳卷七)。六䭾經一齊贈給朗公,請他講說,這是多麼重視講說!為著廣搜闕遺,不惜再度北上,這種只知法不知苦的精神,真不知激起幾多輕身重法的後學!詮公門下的四友,大致說:朗公與布公最為投契,勇、辯二公與朗公知見就相殊了。「然其(主要指辯公)義體時與朗違,故使興皇(寺)座中,排斥中假之誚」(續傳卷七)。攝山自詮公以來,輒斥「中假師罪重,永不見佛」!辯公(等)將中假看作差別,忽視了它的相卽性,當然要遭到朗公的譏「誚」。朗、布二公相契的主因:布公高而不僻,朗公和而不流(暗地裡做得清楚),由是,彼此才融洽而和敬的,並非單是知見相同。
三
當時的北齊,除了教乘,精於禪道的也很多。布公性樂禪思,旣去北齊,當然要和他們討論而求印證。(慧)可曰:「法師所述,可謂破我除見,莫過此也」(續傳卷七)!禪宗二祖讚歎出這番話來,他的悟證夠深的了。「嘗造(慧)思禪師與論大義,……思以鐵如意打案曰:「萬里空矣!無此智者」(續傳卷七)。思禪師這樣的奮喜,夠忘形的了!從學統上說:初期的天臺宗,本導源於中論、智論,與大品般若,故就悟境上說,思禪師與布公益更接近,必然會引為知己的。「又與(慧)邈禪師論義,……聯綿往返三日不絕,邈止之。歎其慧悟遐擧,……」(續傳卷七)。邈禪師也是北齊當時的一流禪師,布公和他那樣的相互傾吐,堪稱龍象蹴踏。他們都是佛法中過來人,一晤面儘是道的本地風光,真個是句句相投。
從中國三論學發展過程上看,與(廣義的教觀禪和狹義的禪宗禪)禪的關係特別密切,調協。「頓迹幽林,禪味相得」的詮公固然重禪;朗公也會從大明寺寶誌(?)學過禪;至於布公,更是「常樂坐禪,遠離囂擾」。三論學者篤行的精神,一言蔽之:專精禪思。刺入諸法寶相的慧劍——禪——,大小乘都必須修禪始得悟入,單就大乘說:三論以蕩空一切妄執為始基,禪宗以頓空一切名種為初門,這樣看,二宗的著手處非常相似。雖說禪宗所悟的重於真常,空宗所悟的重於真空;但禪宗所悟的真常,是從法性真空上肯定為心性真常的,它雖不以空為究竟,而却淵源於空的。所以,大致說:二宗的衝突比較少。故此,也就相處得最融契。就空宗對禪宗的關係上說:明法師門下的法融禪師,就是禪、空相融的第一人。嗣後,弘忍之重金剛般若,與慧能因金剛而開悟,說明了南方的禪宗在空宗的啓牖下,發生了新的轉變(不再以四卷楞伽印心)。卽此,可知中國三論宗,對禪宗的影響非常之深。
攝山在布公晚年,煞像禪、空混一了似的,因此,住持攝山的也就不分禪、空的派系了。「陳至德中,邀引(保)恭禪師,建立攝山棲霞,結淨練眾,江表所推」(續傳卷七)!保禪師原是禪、教兼習的(大槪是由教觀禪而受到禪宗禪的影響者),對禪別有心得,布公因禪觀為悟空要著,所以請他住持。而恭禪師亦極虛心:「恭又從布採聽三論,善會玄言,於前諸疑,都並消釋」(續傳卷十一)。至此,棲霞雖猶禪、講相倡,但已發展為重禪的傾向了。「尋聲卽造(攝山),從受禪道」(續傳卷三十法韻傳);「經行坐禪,誓不寢臥」(續傳卷二十智聰傳),可作證明。布公晚年特重禪觀,攝山自然要走上重禪的一途了。中國的三論宗、華嚴宗,都曾與禪宗發生過深切關係,因此,一則由真常與真空合流,一則由真常與性起交融。從特殊影響上說:禪宗受了空宗的薰陶,才有了更豐實而活潑的悟境,這,應歸功於攝山諸公。
四
關於布公承紹攝山精神,及其護教、融禪的幾方面大致說過;現在就他的生活細節與度生大願說說:「又曾患腳氣,醫令服薤,自此至終,常陳此罪」(續傳卷七)。因腳氣而服了薤,始終痛加懺陳,責己太夠嚴了。領眾肯得當眾直陳己罪,大眾才會各各自察其罪,自擧而自懺其罪,這樣,道場中才不會「上下相徇」。「不為僧師,不役下位,常自縫洗,六時無闕」(續傳卷七)。他的成就,夠程度做僧師的,也可以用用人分分勞的,然而,他決不這樣做,一切是自己動手。學道最怕的是暇逸,腐墮的老根子就是這,他一切都是自己來,就是為著掘斷這個老根子。帶著這種性格生活,則能以為衆之心克除自私之念。「未以年暮不參眾食,敕給其乳牛,而布廻充入眾」(續傳卷七)。連多喝一點牛乳也不肯,食欲淡得這樣,真難得。論他的地位:「陳主諸王,並受其戒,奉之如佛」(續傳卷七)。稍稍享受點決無問題,可是,他却澹泊得無先纎芥倖賴之心,這種僧品多麼高啊!從時代性上看,他這麼勤苦、儉約,著實是種振厲表現。南朝自齊梁以來,奢靡驕惰,相習成風。約僧界說:「致利動昏心,澆波之徒,肆情下達」。約俗界說:「高祖(梁武帝)之末,建康士民,服食器用,爭尚豪華」。而距離建康不遠的攝山,一直清淨潛修,巋然獨峙,這端賴布公的維防所致。他這樣撐得住,攝山在中國佛教史上,才得以與廬山、衡嶽、天臺相媲美的。
從布公的業行上看,司說慎重極了;從他的願力上看,却又宏毅極了。「或見諸人樂生西方者,告曰:方土乃淨,非吾願也;如今所願,化度眾生,如何在蓮花中十刼受樂,未若三途處苦救濟也」(續傳卷七)!從佛法的積極上看——直接地轉染(土)成淨(土),方土乃淨的思想,與這就未依免懸隔了。空觀成就了的大師,染淨之界已泯除了,苦樂之念已一如了,因此,捨染求淨、厭苦欣樂的意欲也就不起了。這時,唯一不忘的是有情,悲心日夜向有情上繞旋來去。空是不離開現實的,於現實中淨行而堅心,則能空苦入苦而無畏。「空大悲亦大」,正是這一精神的表現。禪宗最盛行的時代,那種空絕依傍直握當下的氣象,也多少領略到這。布公當時,南北的淨土思想已流行了,而他却偏偏面對現實,直至臨終,抱著「常願生邊地無三寶處,為作佛事去也」的作略,何等挺卓!
這位禪、空並重的大師,一面牢守攝山家風,一面擴張攝山影響,替佛教培養了偌大潛力,偌大活力。攝山如果不是他穩坐穩鎮個幾十年,後半期的歷史就會黯淡下去。學佛法,像他那種堅實、嚴淨、博達、精持,真是個典型了。